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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宗教改革进一步强化了宪法的宗教基础。

也包括精神性人格权，如名誉权、肖像权、名称权等，还包括一般人格权即直接由宪法所确认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第三，上述规定立足于从民生角度来保证尊严的实现，也就是说，这些规定都是以国家积极作为的方式来为弱者提供更加可靠、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从而促成他们能与正常人一样，参与社会生活，摆脱依附地位，真正获致做人的尊严。

防范这种来自官方的侮辱也即对人格权（或曰人格尊严）的侵犯，无疑是公法的基本使命。不过，这些规定一是仅专注于某些特定场合的人的尊严问题而不是围绕全体人的尊严作出的，二是这些规范相对来说层级较低，也不够正式和权威。关键词:  人的尊严 人格尊严 规范性文件 按照现代汉语辞书的解释，尊严的释义项主要有三个：一是庄重肃穆，尊贵威严。参见［英］罗伯特·奥迪主编：《剑桥哲学辞典》，王思迅主编译，台北猫头鹰出版2002年版，第321－322页。第二重申明是不可侵犯申明，涉及的是这种地位的规范效力：因为每个人都具备固有尊严，所以每一个人都不可侵犯，即不能被他人侵犯。

[30]参见胡玉鸿：《人的尊严的法律属性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15]就此而言，规定人格尊严的内容，彰显人的高贵、庄严，无疑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的辉煌一页。[12]基本权利可以划分为平等权、政治权利、个人自由权、公民的经济生活文化权利。

《德国基本法》的基本权利条款作为客观法秩序制约法官的解释活动，法官在对《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中的其他权利（具有一般条款性质）进行解释所产生的一般人格权是基本权利间接第三人效力作用的结果。参见[德]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4-84页。人权（即基本权利）在形成和发展中塑造自身的属性，形成发展可谓一气呵成，且人权入宪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支持，相比之下，人格权进入民法权利体系需要满足民法权利的种种要求，人格权民法化饱受争议，遭遇不少理论障碍。由于传统法学理论人格权被解读为自然权利，人格权的私法化遭到理性主义和伦理主义的坚决反对，加上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化导致人的物化，对经济利益的狂热追求导致被神圣化的人的伦理内涵被遗忘，对人格利益保护的社会需求没有那么迫切，因此人格权难以进入民事范围。

关于人格权是否为支配权，学界存在争议。吉炳轩副委员长建议民法总则就要讲清楚、保护好中国人最基本的人权。

此外，学者对某种权利的探讨以及法律对某种权利的规定往往已经事先限定在特定的法律体系之下。（4）人格利益权利化并非承认人的可支配性。人格权要想成为一项民法权利，必须符合民法权利的特征，使民法权利体系得以自洽，民法权利的固有属性造成了人格权私法之路的理论障碍和立法困难： 1.在民法中规定人格权会导致人格权效力位阶的降级。它一方面强调人权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属性。

积极地位派生出对国家的请求权即受益权，如法律保护权、请愿权等。倒是尹田教授主张的人格权是宪法权利的观点与王利明教授的观点存在重大差异。立法机关的抉择虽然暂时平息了学界关于人格权应否独立成编的争论。在入宪之前，人权以自然权利的形态存在，具有普适性。

很多人格要素，并不像物那样有清晰的空间范围，它还涉及人的独特心理感受、人的活动在外界的投射，这些要素本身的边界并不清晰，它们虽然客观存在，但不能被直接感知，带有抽象性，导致人们无法判断自己的权利边界，预知自己的行为后果。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被学界视为人格权制度保护的开端。

参见《埃塞俄比亚民法典》，薛军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公法权利实质上就是个人因其在国家中的成员地位而应享有的权利。

[29]参见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页。因此，在民法权利结构中，对于每个主体而言，保护和限制是并存的，对于主体双方而言，保护和限制则必须达到平衡。由于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整个社会从思想观念到法律制度都以财产权为中心，人格权的保护更多依附于财产权。参见刘召成：《民事权利的双重性：人格权权利地位的法理证成》，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3期。因此，欲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对这两种权利作出正确解读。[13]参见秦前红：《新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5-126页。

正如学者所言，宪法权利的界限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表现在，某些宪法权利具有界限，而某些宪法权利则不具有界限。对于一般人格权的依据到底是《德国基本法》第1（1）条、第2（2）条还是《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学界存在争议。

二者发展路径在不同国家呈现不同状况：有的国家人权和人格权都得到确立，如埃塞俄比亚。二者之间的界限不仅与权利本身相伴始终，而且如果无视这一界限，将宪法权利作为私法请求权的依据，将造成权利体系的紊乱和私法自治的受损。

[36]徐国栋教授认为，《瑞士民法典》只是开创了一个人格与人格权混杂的体系，并没有确立独立的人格权制度。甚至侵害人格权造成的损害往往也是精神性的，难以客观化。

五、结论 民法人格权和宪法人格权存在于不同权利体系之下，二者的区别从产生之初就固然存在。被动地位派生出公民对国家的义务。个人人格利益的保护应当在宪法领域和民法领域同时进行。[19]国家作为实现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工具，往往对公民权利有很高的容忍度，公民可以要求国家的一切活动以实现其利益为目的，既有权要求国家对其权利消极不侵犯（防御权），也可以请求国家为实现其基本权利作出积极给付（受益权）。

[20]耶利内克将个人在国家中的地位归结为被动地位、消极地位、积极地位、主动地位。其次，在民法上人格利益权利化具有正当性。

此外，人格权中的部分内容，如其中最核心的人格尊严以及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不受不人道或残酷对待的权利等，也是没有界限的。[8]遗憾的是，耶利内克所期待的法学界的康德迄今为止仍未出现，因此包括人格权性质在内的众多法学问题的争论仍在延续。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0页。当然，与国家对公民较高的容忍度相比，平等主体之间的容忍度大大降低，法律明确规定平等主体之间的限制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禁止一方将另一方作为保护自身权利的手段。

此外，忙于追求物质财富，人们对人格权保护的需求并不强烈，传统模式对生存性因素（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名誉等）的保护基本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宪法人格权作为客观法，与民法人格权产生互动，这种互动突出表现在基本权利的间接第三人效力上。这些概念在价值内涵上基本一致。此外，现代社会出现了新型的人格要素，如声音、个人信息等，远远超过了人之所以为人的范畴。

宪法体系下的基本权利和民法体系下的人格权在各自的产生发展路径、主观权利属性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以基本权利的客观法属性为纽带，基本权利与人格权可以间接互动，二者在不同体系下各司其职，分工协同，不可混同亦不可相互替代。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要求立法机关进行人格权的相关立法。

[55]参见邓小芒：《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层次——〈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述评》，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宪法人格权实际上就是基本权利的应有内容，因此，对宪法人格权的定位涉及对基本权利的理解。

[47]参见前注[32]，[德]卡尔？拉伦茨书，第171页。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基本权利也承袭此种特性，具有超越其他部门法权利的先在约束力。